政府绩效立法的央地互动模式: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绩效管理"面子工程"问题突出,缺乏法律的保障和指导。美国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领跑者,政府绩效立法不仅在发展历程上有着明显的地方分散先行探索、中央吸收经验跟进的轨迹,就是立法目标、内容上也秉承了这种逻辑。通过对美国33个有立法资料支撑的州的政府绩效立法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中央政府绩效立法与地方政府立法在内容上具有某种同趋性变化。对我国而言,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必须要明确法制化、鼓励各地"地方先行"、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和对立法进行及时修订和升级。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日益深入,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阶段,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源大量滋生,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已成为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做好危机预防,才能保证公共安全的良性治理。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能对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进行全方位控制,这无疑对政府治理能力构成不小挑战。在此情形下,政府寻求同其他参与力量的协同共治便成了化解困境的可行路径。理论上,协同共治的展开可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实践上,政府须转变治理理念,主动介入社区建设,通过设立公共论坛,采取协商决策,构建制度规范来重建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与职业支持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职业支持、职业倦怠状况及二者间关系,采用职业支持量表、职业倦怠量表(MBI-HSS)对我国314名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①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职业支持状况较为良好,其来自直接督导、主管、同级同事的支持较为充足,来自最高层领导的支持相对不足;②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高情绪衰竭、低个人成就感;③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和学历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水平具有明显差异;④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与职业支持显著负相关,职业支持对职业倦怠具有预测作用。     

国际制度视角下“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

中俄所提出的两大倡议分别代表了各自在国际制度竞争有所加剧背景下的本国利益需求。二者都以拓宽欧亚经济合作渠道为首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原则、方向、手段等方面的差异是相互关系的不利因素。为了协调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俄确定对接两大倡议。一方面,中俄两国希望通过制度合作制衡美国霸权;另一方面,中俄在欧亚地区的一致性和冲突性并存,双方需要一个协调关系的制度框架。中俄两国既有以制度合作在国际体系层面应对美国压力的意图,也希望在地区范围内协调彼此关系。两大倡议的对接将增强国际社会新兴力量在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化解中俄双方潜在的矛盾,推动欧亚区域合作的进程。